陳斌 編輯王秀華

　　平陽自成化十四年(1478)創(chuàng)辦溫州第一所社學——賢祠社學后，直到弘治二年(1489)至弘治九年(1496)間，平陽知縣王約毀庵堂寺院，建社學。平陽社學數(shù)量增加了59所。當時，平陽社學數(shù)量列溫州首位。

　　社學的萌芽

　　洪武八年(1375)正月，朱元璋令天下皆立社學。后社學時興時廢，發(fā)展緩慢。正統(tǒng)元年(1436)，明英宗下令在全國各地設提學官，每年對社學考校一次，要求每個鄉(xiāng)村興建社學。天順六年(1462)，又下令創(chuàng)辦社學，免除教師勞役，并規(guī)定社學童蒙經(jīng)考校合格，可補為儒學生員，但作用甚微。成化年間與弘治初期，由于社學稀少，鄉(xiāng)村百姓風俗澆薄。

　　在明代，江西社學極具代表性。一是其出現(xiàn)早，明代江西最早的社學記錄是洪武三年(1370)，同治《九江府志》載，時彭澤縣知縣黃安泰建立社學。二是江西社學在天順年間得到較快發(fā)展。提學僉事李齡大力倡導社學，促成了多處鄉(xiāng)里社學的建成。弘治《撫州府志》、嘉靖《九江府志》、萬歷《南安府志》等記載，李齡在江西創(chuàng)辦的社學有44所(撫州府5所、崇仁縣4所、宜黃縣4所、樂安縣4所、金溪縣4所、豐城縣4所、德化縣18所、湖口縣2所、南安府1所、南安縣2所)。三是在江西各地興建社學過程中常常出現(xiàn)毀淫祠(歷代政府把不合國家祭祀原則的庵堂寺院定為“淫祀”或“淫祠”)與建社學并舉的情況，成化年間南安府知府張弼、弘治年間永豐知縣王昂均如此。

　　成化十四年(1478)，平陽創(chuàng)辦賢祠社學。其作為溫州第一所社學，接受教育人數(shù)有限，影響不大。

　　社學的興建

　　王約任平陽知縣期間，結(jié)合江西社學創(chuàng)辦經(jīng)驗，開展儒學民眾化教育，改變平陽陋習。道光《臨川縣志·人物》載：“王約，字資博，成化丁未進士，知溫州平陽縣。縣俗嫁女必厚費，葬必累石為高冢，以故民間多不舉女，率用火葬，約首嚴諭禁。毀淫祠六十余所，以建社學。”

　　王約，字資博，江西臨川人，成化二十三年(1487)進士，弘治二年(1489)至弘治九年(1496)為平陽知縣。民國《平陽縣志》載：“王約……愛民禮士，首拓學基，葺治廟廡，建史伯璿祠，筑塘橋，徙壇壝，百度修舉。毀淫祠六十余所，建為社學。環(huán)縣置倉，倉實以谷。縣南三里置預備倉，谷至六萬斛。歲饑請發(fā)粟，當路不允，約曰：‘救民獲罪，所不辭也。’卒發(fā)之。重修本縣志……擢監(jiān)察御史去，士民思之，祠于北津亭。”后任監(jiān)察御史，先后巡查南直隸蘇州、松江與湖廣等地，再升云南副使。

　　王約創(chuàng)辦的社學有59所，即市心社學、仙壇社學、屏山社學、河頭社學、仕巷社學、旸坑社學、步廊社學、管奧社學、溪頭社學、涂瀆社學、竹山社學、金洋社學、浦邊社學、宋橋社學、周洋社學、練川社學、榆洋社學、宋埠社學、直湖社學、山邊社學、塘下社學、河口社學、豐山社學、鍾覺社學、白沙社學、仙居社學、儒橋社學、蘆浦社學、陳峰社學、藍田社學、荊溪社學、橫浦社學、龍岡社學、桂里社學、大覺社學、東安社學、東林社學、中亭社學、龍山社學、塘川社學、梅溪社學、新洋社學、南樓社學、靈峰社學、象灣社學、薦奧社學、三峰社學、儀山社學、峰頭社學、河口社學、塘下社學、昆山社學、新奧社學、鶴溪社學、南湖社學、江南社學、玉峰社學、岑山社學、錢倉社學。

　　關于王約在平陽建造社學的開始時間沒明確記載，但可從史料中發(fā)現(xiàn)蛛絲馬跡。乾隆《平陽縣志》載：“南津亭，在坡南。明弘治三年為社學，建房五間，有蔬園空地。今為僧茶寮。”故建造社學的時間應從弘治三年開始。

　　對于這59所社學何時創(chuàng)辦與何人創(chuàng)建，有些史料沒有明確記載。隆慶、順治、康熙《平陽縣志》只記載其名稱、所在鄉(xiāng)都及面積，并云“以上社學俱奉例立，師以訓鄉(xiāng)之子弟”。乾隆《平陽縣志》載：“以上社學，令王約奉例改庵立，師以訓鄉(xiāng)之子弟。其學址，今依弘治志補入。”隆慶、順治、康熙《平陽縣志》、萬歷《溫州府志》均載：“王約……毀淫祠六十余所為社學。”可見，這五十余所社學確是王約創(chuàng)辦。

　　這59所社學中，53所是從舊有的庵堂寺院改建而來，2所是“里人舍基為之”，2所是由其他場所改用或改建，即河頭社學(在坡南，弘治三年為社學，建房五間，有蔬園空地。)和錢倉社學(史伯璿祠)。還有2所沒有標明來源，即東安社學和南樓社學。

　　社學的經(jīng)費可分創(chuàng)辦費用和日常支出。王約創(chuàng)辦的社學絕大多數(shù)是舊有庵堂寺院改建而來，故創(chuàng)辦費不多。社學的日常經(jīng)費支出，即社師的廩餼與束修及貧困生的資助，應主要來自沒收的僧產(chǎn)與富戶的捐獻。民國《平陽縣志·風土志》載：“弘治間，令王約改諸梵宇之非敕建者為書院，即以僧產(chǎn)膳之，既而良有司次第設諸社學，富室復相感動，義學競設，弦誦之聲四境相聞。”至于是否收取學生的束修，文獻無記載。

　　社學的分布

　　社學，即一社之學。在明朝以十家為一甲，設一甲首。十甲成為一里，設一里長。里內(nèi)舍有設祭，故凡設在里中之學，稱為社學。以洪武十四年所設的里甲制來看，一里有一百一十戶，即一里設社學一所。“里編為冊，冊首總為一圖”，故在當時又稱“里”為“圖”。民國《平陽縣志·食貨志》載：“明原額，通縣設隅一、都五十五、鎮(zhèn)二，共圖二百五十二。每圖立十甲，每甲貯田三百畝，充里一名。”弘治年間，由于三十八都、三十九都、四十都景泰年間析立泰順縣，二十四都久廢，故剩有圖二百三十二。

　　當時平陽縣有圖二百三十二，而王約創(chuàng)辦的社學只有59所，加上賢祠社學也只60所，故只有25.86%圖辦有社學。根據(jù)社學所在位置，分為在城社學、在鄉(xiāng)社學兩種。王約創(chuàng)辦的社學，屬于在城社學的，有市心社學、仙壇社學、屏山社學、河頭社學、仕巷社學，加上賢祠社學，在城社學共6所。1所在縣署旁邊，1所在東門城內(nèi)，其余4所均在城門外(其中東門外1所、南門外2所、西門外1所)。據(jù)弘治《溫州府志·卷六·邑里》載，平陽“坊隅，附城內(nèi)外，五圖。”可見，在城社學不僅每圖均有，而且個別街坊也有。在鄉(xiāng)社學共有54所，其分布為一都4所，二都2所，三都1所，四都2所，五都2所，六都1所，七都3所，八都3所，九都1所，十都1所，十一都3所，十二都3所，十三都2所，十四都2所，十五都3所，十六都1所，十七都2所，十八都1所，二十都1所，二十一都1所，二十二都1所，二十三都2所，二十六都3所，二十九都1所，三十二都1所，三十五都2所，四十一都1所，四十五都1所，四十七都1所，五十一都1所，五十四都1所。從社學的分布可看出，萬全、小南所有的都均設有社學，而江南、江西、南港、北港、蒲城片，還有12個都沒設立社學，這可能與這些地方地處山區(qū)、人口稀少或百姓不配合等因素有關。

　　社學的廢圮

　　王約創(chuàng)辦的社學廢圮于何時？隆慶、順治、康熙《平陽縣志》均載，“平陽故多文獻稱小鄒魯，嘉靖間倭寇剽掠，逃亡過半，鄉(xiāng)社廢弛”。可見，王約創(chuàng)辦的社學廢圮于嘉靖年間。而嘉靖《溫州府志》載：“平陽縣……社學四，俱在城。”嘉靖《溫州府志》完成于嘉靖十六年，故王約創(chuàng)辦的54所在鄉(xiāng)社學均在嘉靖十六年前，因倭寇侵掠平陽、百姓大量逃亡而廢圮。當時平陽在城社學還有4所存在，即仙壇社學、屏山社學、河頭社學、仕巷社學。而市心社學已于弘治七年毀于火，順治、康熙、乾隆、民國《平陽縣志》載，“市心社學，在市心街，舊普音堂，弘治七年火”。賢祠社學，應在弘治十七年撤并。民國《平陽縣志·神教志》載：“鄉(xiāng)賢祠，在先師廟門右。初在縣治倉前橋西首，為賢祠社學，祀宋、元、明鄉(xiāng)賢一十五人。弘治十七年，令李奎昭移建廟欞星門左。”隨著鄉(xiāng)賢祠遷至縣學，賢祠社學也隨之撤并。故嘉靖十六年平陽社學只有縣城的4所。這4所在城社學也在嘉靖中期停辦。民國《平陽縣志·武衛(wèi)志》載：“(嘉靖)三十一年(1552)壬子春，海寇登岸劫麥城、錢倉、徑口、麻園，擄掠男女。夏四月，復劫九都江口。把總夏光與戰(zhàn)不利，賊益盛，遂至八都豐山、巖頭、塔下、陽奧各處，直抵仕巷，儒林所在，燒劫，時儒學方葺修，幾為所毀。”“(嘉靖)三十七年(1558)戊午端陽日，倭由瑞安渡江，至縣東，登仙壇山，射矢城中，燒劫南門外及嶺門，東西牌坊盡毀，喊聲震地。數(shù)日復燒東門。凡兩閱月，乃出，男女被殺及赴水者，不可勝計。”“(嘉靖)三十八年(1559)己未三月，倭寇南北交集，復至南門外，直入南北兩港，燒劫殺擄，男女及赴水墮崖者，不可勝數(shù)。”從嘉靖二十三年至嘉靖三十八年(1544-1559)的15年間，倭寇入侵平陽內(nèi)陸8次。故這4所社學應毀于這個時期的倭亂。

　　社學的影響

　　溫州社學教育最早出現(xiàn)在平陽，即成化十四年的賢祠社學。弘治三年左右，王約又在平陽大辦社學。而溫州其他各縣的社學均在弘治十七年明朝廷頒發(fā)詔令后才開始普遍建立。歷代溫州府志對各縣社學的統(tǒng)計不同，但各縣縣志記載相對比較詳細。隆慶、順治、康熙、乾隆《平陽縣志》詳實記載了弘治年間王約創(chuàng)辦社學的情況。乾隆《溫州府志·社學》載：“地志于學宮多略，惟平陽志于學基、學田及社學、義塾畝分弓數(shù)確鑿具載可觀。”筆者查閱溫州各縣歷代縣志，并無創(chuàng)辦時間早于王約的社學。

　　王約創(chuàng)辦的社學只有59所，加上賢祠社學，不過60所，但可以說，當時王約是力圖初步普及平陽小學教育的。理由有四：一是當時平陽的總?cè)丝跀?shù)為86162人。民國《平陽縣志·食貨志》載：“弘治，戶二萬七千一十五，口八萬六千一百六十二。”一般每所社學可以容納30至130學生讀書，取中值，以每所社學容納80名學生為準，60所社學可容納4800名學生。二是不僅王約創(chuàng)辦了社學，當時平陽的紳士們也創(chuàng)辦了許多義塾。民國《平陽縣志·學校志》載：“舊廢義塾。明。鄧林義塾在六都，里人林貴甫祠堂，弘治八年獻為義塾，撥田一十五畝。橫溪義塾在十三都，弘治五年，里人章民宰建，捐田二畝五分。金山義塾在二十都里人邱千二祠堂，弘治八年，獻為塾，撥田四十二畝。項橋義塾在二十二都項氏祠堂，弘治二年，項存顯率白石同族獻為塾，撥田六十畝。龍江義塾在二十二都黃判橋。梅江義塾在二十八都，義民陳文景建，又撥田三十畝。環(huán)塘義塾在三十二都，弘治九年，義民章仕昌建，撥田四十畝。北山義塾在四十二都陳氏祠堂，弘治八年，里人陳相率子侄創(chuàng)為塾，撥田四十畝。以上諸塾，已經(jīng)勘結(jié)，延師設教，以田租贍塾之師徒。今俱廢。”這里記載的明代平陽義塾絕大多數(shù)是創(chuàng)辦于王約擔任平陽知縣期間。三是當時還有部分家塾的存在。四是即使一些圖沒有設立社學，其適齡兒童可去臨近圖的社學讀書。根據(jù)計算，當時平陽每個年齡段的適齡兒童應約為1120人，8到14歲的兒童應約為7800人。社學可容納4800人，占比61.54%，而義塾、私塾又可容納部分兒童，故可以說，王約是力圖在平陽普及小學教育的。乾隆《平陽縣志·建置志》評論道：“明中葉，王、萬諸公立社學百余，區(qū)歌詠之聲遍于閭里，其興也勃焉。”

　　王約在平陽大辦社學，推進了儒學教育的民眾化，有效改善了當時平陽的社會風氣，百姓移風易俗，讀書風氣大盛。民國《平陽縣志·風土志》載：“弘治間，令王約改諸梵宇之非敕建者為書院……弦誦之聲四境相聞。或有紈袴子弟夤緣進取，不但士類不齒，即農(nóng)賈亦所不屑。幼嚴羞惡，長尚廉隅，所由來者漸矣。”